<正>2007年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了纪念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学会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筹备了名为"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文主要就中国古代文学对《万叶集》、《源氏物语》的影响,以及日本文学的审美理念"物哀"的形成过程,做了颇具新见的阐述。提出了日本古代文学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日本本土固有文学与古代中国文学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并借此对中日古代文学交流的经验进行疏理总结。
<正>2007年12月15日,由辽宁省留日同学会、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作为后援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学术讲演会在辽宁大学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辽宁省留日同学会会员、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领事、沈阳市各高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日籍教师、在沈日本企业界人士等百余人出席了本次讲演会。
自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来,双边政治关系风风雨雨、一波三折,然而双边经济合作却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技术、资金、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等方面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中日之间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又成为双边经贸依赖关系的基础。在长期经济合作过程中,双边互惠、双赢,形成了"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政治关系回暖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业已确立的条件下,经济合作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正>战后,旧体制解体,戏剧界获得艺术表现的自由。1945年12月,俳优座、文学座、新协剧团三家剧团联合公演了契诃夫的《樱桃园》,新剧复苏。《樱桃园》在战前是新剧的代表剧目。村山知义(1901￣1977)重建的新协剧团、东京艺术剧场等戏剧团体活跃起来,歌舞伎、新派别也逐步复兴。文学座剧团诞生于1937年9月。岩石丰雄、岸田国士、久保田万太郎三人成立此团,旨在反对左冀思想,尊重戏剧文学特征,主张艺术至上。
本文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首相任职期间之对华外交政策为线索,详细地分析了由于小泉首相与安倍首相任内对华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动,进而分析了安倍首相上任以来,所采取的与小泉首相的不同对华政策带来的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本文以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开发为研究中心,对于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开发构想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天津滨海新区的历史位置、特征、问题点,以及环渤海湾经济开发中的有利条件、将会出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数据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未来的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开发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未来发展走向以及日韩两国在环渤海湾经济开发中的投资趋向加以展望和分析,描绘了日本的发展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也是日本的发展的中日经济互惠合作的前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电力产业实施了大幅度地自由化改革。于1995年引入了批发电力的竞标制度,并于2000年在零售业开始对大用户实施了自由化。自由化改革既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好处,也存在着弊端。如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电力公司等,但是其反面则是担心对稳定供给的损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网络服务的电力行业,发电、输电和配电在物理上是不可分离的,法理上的分离遇到了资本私有原理与共用设备之间存在的矛盾。而且,对经营者交叉进入具有不同性质的产业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自由化改革暴露出来的弊端,需要决策者们更审慎地思考。
零利率政策解除后,日本银行力图通过利率调节物价和经济,实现利率正常化目标。虽然日本银行于2007年2月采取了加息措施,将银行同业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0.5%,但利率仍处于超低位运行状态。2007年以来,日本银行始终判断经济景气缓慢回升,继续缓步扩张,但却一直未作出加息决策。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影响日本利率政策的因素,尤其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并对日本低利率政策可能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日元长期超低利率不仅限制了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更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合作紧密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已成必然走势,并在一些国家或某些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同欧美和北美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或共同体的建立基本上还处于胎动时期,无论是制度体系、框架结构还是运作机制等都远远落后于欧盟等经济一体化发达地区。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三大主导力量,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更是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缺失的支柱力量。与欧洲地区的国家不同,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而且,共同理念和区域意识也严重缺失,甚至地域定位和价值取向等也相互抵触。因此,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素和外在因素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建立起东亚一体化的共同体式的区域框架体系是极其困难的。在目前情况下,优先建立起区域内的制度诱导型经济合作关系,可谓是通向共同体式经济一体化的起跑线。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越来越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先后以硅谷为模式建立了各自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本文以日本高新技术园区——筑波城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投资模型,初步探讨了其组织模式存在的缺陷并展望未来发展的趋势,希望给中国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
本文以日本介入台海事务的例证为切入点,分析近年来,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所呈现出的上升态势,从而揭示了日本介入台海事务所具有的渐进性、渗透性,公开性、直接性的特点。并且提出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日本政府应调试、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理念与政策。
亚洲主义是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一种日本社会思潮和运动,其基本特点是主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人连合体,以对抗来自西方的白种人的入侵,到20世纪前期则演变为日本向亚洲武力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战后,亚洲主义的意识依然残存于一部分日本人心中。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日本却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持冷漠的态度,甚或提出与之相抗衡的海洋性亚太联盟的设想,其基本的动机则是试图保持日本在该区域中的主角地位,它在表现形态虽与早期的亚洲主义有异,而在根本的思想源流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体制与前景,在根本上将取决于中日两国这个主体合作的快慢与成败。经济理论上的可行性,并没有消除现实合作中的政治障碍,因为地区一体化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政治合作的过程。日本方面虽意见存在分歧,但鉴于对华的不信任、警戒或威胁感,加之一贯重视美国的因素,其对东亚合作的快速推进和高度一体化持消极态度。面对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日两国需要明确认识、调整心理状态,树立责任意识,以发展的眼光来构建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而在现实的合作领域、途径及条件上,双方皆应切实从自身做起。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较系统地阐发了"以法治国"的思想,第一次将西方的"法治"概念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实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法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探讨黄遵宪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日本遗孤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根源于日本对中国的移民侵略,形成于1945、1946年的日本移民大逃亡与战败政府的弃民政策的推行。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医学界的进步人士开始从医学伦理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并围绕着731细菌部队等有组织的医学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实证研究。这种检讨由开始时自发的、少数人的行为逐渐发展为日本医学界有组织的、众多人参与的活动。活动的活跃展开,必将有力地推进日本政府、医学界对于医学犯罪的责任认识,带动全社会的战争责任反省。
在《芥川龙之介全集》中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作品近二十多篇,其中完全借用《聊斋志异》的故事写出的小说有四篇,即《仙人》、《酒虫》、《落头之谈》、《仙人》。本文论述芥川与《聊斋志异》的关系及其选材的着眼点,写作手法和目的。
历来对《古今和歌集》第343首和歌有两种解释,本文在赞同其是挽歌的基础上,进而以中日汉诗文为考察对象,对汉诗文挽歌中"苔"的用法进行分析。并在弄清其表达的真正含义的前提下,对挽歌中"苔"的用法对整体"苔"在汉诗文中用法的变迁所起到的影响及作用进行考察。
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大课题。中国文学中的佛像发声故事传到日本后发生了较大变异,并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类故事从中国文学最简单的片段式描写发展到了日本文学中的比较复杂而完整的叙述,而且发声主体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尽管两国的此类故事颇有相异之处,但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及梳理,仍可以清晰地判明其内在的关联性,认定这些故事应属同一系统。本文重点以《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日本灵异记》为例,论述佛像发声故事在中日文学中的流变。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网络媒体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优势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契机。中日两国尝试组织"网络对话"和"网络视频会议"。中日两国网民由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网络交流中表现出有趣的差异。网络游戏成为中日两国年轻人交流的重要媒介。网络环境下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技术和文化内涵两个层面上尚且存在问题。